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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或面临企业破产潮法院称民间债务达千亿

2018-11-07 16:23:18

温州或面临企业破产潮 法院称民间债务达千亿

继月兔集团、海鹤药业、信泰集团之后,又一家温州知名企业申请破产清算。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温州基层法院今年都有明确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指标。

《第一财经》昨天在温州奥古斯都鞋业有限公司(下称“奥古斯都鞋业”)看到,该企业生产已经停滞,空荡荡的厂区没有人员来往。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已于本月中旬依法裁定受理奥古斯都鞋业破产清算一案。

“在宏观经济没有好转的情况下,温州破产企业还会明显增多。”温州某基层法院陈副院长说,企业破产重整是清理群发债务案件的有效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温州法院受理的民间金融债务规模已超过500亿元,预计温州民间债务规模很可能已达到1000亿元。

负债率高达156%

3月4日,奥古斯都鞋业向龙湾区法院递交“破产清算申请书”,理由是公司经盈亏损、资不抵债。12日,龙湾区法院受理此案,并发出民事裁定书。18日,温州市中院电脑摇号指定奥古斯都鞋业管理人。

在“破产清算申请书”中,奥古斯都鞋业单方称,该公司资产1亿元出头,而负债则高达1.57亿元,资产负债率约为156%。其中,银行与个人的短期借款为8570万元,股东个人名义所借用于公司周转、公司为其他单位担保的其他应付款为3800多万元。

该公司也在“破产清算申请书”中称,目前公司已没有流动资金,所欠应付账款和应付工资亦无力偿还。

一家知名鞋企,为何会如此快速陨落?

奥古斯都鞋业称,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温州金融风暴影响,温州制鞋行业面临巨大危机,公司生产经营连年亏损,为求转型而对外投资,却陷入资金困局,虽通过成本高昂的银行及民间借贷融资自救,但企业亏损额度累增以致资不抵债。

知情人士说,因为互保关系,奥古斯都鞋业受到牵连,同时该公司还在外投资房地产,以及新建厂房等,民间借贷或使其资金链紧绷加剧。“去年下半年,该企业就有破产想法。”

一位多次参与协调奥古斯都鞋业事务的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认为,导致奥古斯都鞋业主动申请破产的原因较多,一是在外投资房地产亏损,二是企业联保、银行抽贷引发资金紧张,三是借高利贷“饮鸩止渴”,四是建新厂房加大资金缺口。

濒临倒闭企业上百家

2011年九十月份,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当地老板“跑路潮”。一年半时间过去,为数不少的温州企业,再也扛不住加剧的债务压力,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陈副院长认为,个别企业已申请破产清算,但为数不少的“植物人企业”还在“硬扛”。他认为,在宏观经济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这些温州企业赢利能力已经很差,预计今后破产企业还会明显增多。

一份“温州法院2012年金融审判工作情况”显示,目前全院受理的民间金融债务规模已超过500亿元,加上公安机关受理的尚未起诉的集资类案件,及其他尚未进入诉讼阶段的民间债务、银行信用卡透支等纠纷,预计温州民间债务规模很可能已达到1000亿元。

如此高额的民间金融债务,不仅抽干温州民间借贷资金血液,而且极有可能推动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上升。即便在2011年中旬借贷市场活跃期,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称,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

陈副院长说,现在温州法院支持企业破产重整,这既能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又能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今年,温州基层法院都有明确的企业破产清算案件指标。“这在以前很少见,以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破产’两个字是很忌讳的。”

据统计,去年温州法院受理破产案件27件,约占全省同期此类案件的1/4。陈副院长称,目前当地实际濒临倒闭企业至少一两百家,然而主动申请破产或者债权人申请破产的企业还只有五六家。“从之前受理的五六家企业看,其拍卖资产都不够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

温州民间48%利率上限未确定 监管层并不认可

“(温州金改)成效与人们对金改的期待有不少差距,在民间资本直接参与银行业竞争,利率市场化这些核心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突破。但今天中财办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令我大受鼓舞,相信今年会有一些具体举措来促进温州金改。”3月15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每日经济》采访时称。

据周德文介绍,3月15日,中财办召开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会议,讨论温州金改有关情况。据获悉的资料显示,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中财办经济组官员及温州金融金融系统官员,周德文也是与会者之一。

“48%利率上限”未确定

“此次会议在中财办召开,由中财办领导主持,有个别领导提出疑问,实行利率市场化后,会不会对高利贷产生助推作用?我认为不会。在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导致存款利率的大幅上升。与此同时,也会促使贷款利率的同步上升。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和权衡下,存款和贷款利率自然会降低到符合市场需求的相对均衡水平。”周德文向《每日经济》称。

近日,《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已进入浙江省人大立法审议阶段,并规定“借款期限在一个月以上的,而且超过48%上限利率的将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

“监管层并未认可这个数据,具体条例还处于保密阶段,暂时不能发出去。因为这中间仍有诸多需要规范的地方,比如该叫民间借贷还是叫民间融资?借贷是银行性质,但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关于标题意见已很难协调,如何确定利率上限?”周德文称。

实际上,关于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一直在20%以上。周德文认为,民间借贷隐秘性很强,官方监测的只能作为参考数据,实际利率更高。

“利率上限是48%还是50%?按道理,由市场来定。但48%未必很高。香港《放债人条例》规定年底不能超过60%,但实际上香港实行利率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利率并不高,利率是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当然,高利贷的利率不能算在内。之所以设定利率红线,并非是一定要达到那么高,只是高于红线将不被法律保护。我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中财办和央行其他领导的肯定。但红线到底是多少?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只要充分竞争,就会降低实际利率,而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内却缺乏竞争。”周德文称。

村镇银行发展缓慢

温州金改,旨在鼓励发展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致力于构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金融资源的供给,以缓解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进而实现资金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温州金改不是多开办几家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就能实现。这只是一种增量式的改进,治标可以,却无力治本。最根本的是要打破中国金融体系中国有资本的垄断。”周德文称,“实际上,当前金改远远不够,但中财办及央行领导在会议上说‘谁的孩子谁抱走’,就是说只要地方政府财政能够托底,就能成立村镇银行,今年可能会突破,也许在具体操作上会有一些修正,比如这种银行不能吸收广泛的存款,只能吸收特定的,比如大额的存款,允许民间资本作为村镇主发起人。”

“会议上有领导担心一旦温州试点,可能造成资金向温州流转。实际上民间资本对小型银行是有顾忌的,风险仍旧存在,因此只能向特定用户开放存款。”周德文称。

“政府的是监管,而非审批,如小贷公司只要备案,不用审批,将村镇银行审批权下放到省一级。只要财政能负责,即使出现风险,也不用监管机构负责。”周德文称。

周德文向表示,此次会议上,央行研究局领导称,这几年村镇银行发展缓慢,的确需要对村镇银行进行松绑,取消限制条件。

“现在银行权限大都在上调,省市县银行权限越来越小。比如温州发起村镇银行,只有总行才有权限批,但总行的点已足够多,大多不会重视一家村镇银行,因此这几年村镇银行发展才极为缓慢。”周德文称。(每日经济)

经济学家向松祚深层解读:是什么拖累了温州经济

自从去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温州开展金融综合改革以来,温州经济就一直聚焦在镁光灯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适逢温州经济下行、信贷风波暴露之际,试验探索、改革成效和公共预期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试点以来,当温州经济在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出现差异之后,舆论开始慢慢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有观点更是将温州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金融综合改革,或者将温州经济纾困无力直接归因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没有进展。

温州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了剖析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找出温州经济下滑的深层次原因,《第一财经》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温州经济的困境

第一财经:“温州模式”辉煌30年之后,温州经济发展进入难以纾困的境地。在您看来,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何在?最近两年温州经济为何增长乏力?

向松祚:我觉得温州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经济增长乏力。2012年1~2月,温州经济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去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更是在浙江省内垫底。从2010年8月起,温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从29%的高位回落。

实际上,温州经济下滑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早在2003年温州经济增速就滑落到浙江省倒数第二,2004年温州经济出现1.1%的负增长。2002~2011年间温州经济增速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基本上就处于停滞徘徊状态。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02~2011年,温州GDP年均增速为11.9%,平均增幅比前十年下降7.8个百分点,比杭州、宁波、青岛和厦门四个标杆城市分别多回落4、4.7、8.2和3.7个百分点,回落幅度十分明显。

:其实经济增速放缓的地方不仅仅是温州,温州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还在于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主“跑路潮”。

向松祚:你说得很对。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温州民营经济发达,对温州经济贡献也很大。据统计,2011年温州工业企业数量占比中,个体户为77%,民营工业企业为22%,国有、集体及三资企业仅占1%。

长期以来,温州民营企业杠杆率较高,其中短期负债比例偏高。除部分自有资金外,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据统计,2011年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70%以上,而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仅为58.1%。随着温州民营企业多元化扩张,大批企业跳出本业进入矿产资源、房地产、造船和金融投资等资金密集型行业。

:自从温州金融改革以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您如何评估这个危机对温州经济的影响?

向松祚: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表明温州金融风险正在逐步显现。一方面,由早期少数企业主出走逐步演变为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借贷中介倒闭的态势。个别企业主“跑路”导致企业与银行贷款担保的互保圈断裂,难以续贷。借贷危机通过互保、赊销、供应链、相互借款等链条又不断扩散和蔓延,最终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温州或面临企业破产潮法院称民间债务达千亿

。到2011年9月底,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爆发。

另一方面,随着出险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债务风险扩散,民间借贷风险逐步向银行体系传导。温州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逐月上升,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初的0.44%上升到2012年11月末的3.43%,飙升近8倍。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社会诚信度下降,人与人之间信用出现问题使得社会交易成本趋向无穷大。由于市场信心尚未走出低谷,在民间借贷市场仍然萎缩的状态下,担保链、担保圈断裂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市场信心有待于稳定和恢复。

温州经济下滑的深层原因

:温州经济困境您谈到短期的金融风险,也谈到长期的经济停滞,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造成温州经济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导致的事业支撑缺失是其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选择生产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互补性、较低竞争性、较小体制和资本制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取得极大成功。这种产业结构演化创造了“温州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在新形势下由于未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各种弊端开始显性化,最终由先发优势陷入所谓的“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现阶段温州产业结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产品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附加价值低,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

温州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的同时,其产业规模也缺乏“质”的内涵。温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所生产的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力,趋同现象非常严重。

:温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偏低是主要原因所在。据统计,2011年温州科技经费投入总额57.02亿元,占GDP比重为1.67%,在省内仅高于丽水,明显低于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研发经费投入36.80亿元,占GDP比重为1.08%,也远低于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等城市。

由于在高端市场上形不成竞争力,温州企业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策略,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不仅容易引起国际贸易争端和反倾销调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制约企业转型升级,陷入“低价低利”恶性循环,而且也造成温州产业结构总体水平较低,经济缺乏带动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为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实践者,温州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外部影响也较大。

:温州自有资金充裕,为什么没有把钱投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上?

向松祚: 温州市场竞争理念极为浓厚,每一分投资都希望能获得最优回报。在本地经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向全国乃至全球扩张,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大量资金外流通过价值创造振兴了资金流入地区的经济,而无助于温州本地的产业结构优化。

温州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十年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至少达1025.6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限额以上工业性投资的52%左右。

在资本外流的同时,本地企业并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反而一些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将利润甚至贷款投向房地产、煤矿等高风险行业,不仅风险隐患加大,并且加剧了温州“产业空心化”。

产业资本“脱实向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助推经济泡沫。在实业收益率和虚拟经济投资收益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大多数温州企业受资本利润诱惑,不能守住实业,纷纷以抵押贷款方式筹集资金,转而投向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这种域内贷款、域外投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空心化。

:除了产业结构问题和民间资本外溢之外,影响温州民营经济的因素还有哪些?

向松祚:温州民营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土地、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资源的依赖度很高,其经济增长受资源要素瓶颈制约也是较大的。

煤炭、钢铁等所需资源都依赖“进口”,温州的制造业成本比其他省市高出近15%。民间资本过多还推升土地价格,此外劳动力成本高、人力资本匮乏也是原因。温州高学历人才比重相对偏低,科技人员更是偏少。据统计,2011年末,温州拥有科技人员4.86万人,居浙江省末位。

还需要强调的是,温州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基本上以家族式经营为主。家族企业缺乏现代合作精神。温州实体企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家族理念根深蒂固,缺乏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更偏重于个人奋斗,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这不利于企业成本的降低,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企业发展前景受限,最终导致许多温州企业固守低端产业,各自为战。

怎样重振温州经济

:综合来看,温州经济问题的病根何在?

向松祚:温州经济问题的本质是“温州模式”发展30年后,因“代际锁定”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全社会改革步伐,长期陷入粗放式增长困境,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下衍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巨大的利差面前,温州的企业家没有守住实业,身陷经济泡沫而引发民间借贷风波,并将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

:既然清楚病根所在,那么应该如何解决温州经济问题呢?

向松祚:关键在于打破“温州模式”的瓶颈。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出路,这是基本途径。具体举措,一是降低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提高垄断行业的竞争水平,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以支持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二是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优化金融生态,吸引温商回归,努力打造良好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三是将部分优势不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科技与资本密切结合,推动科技产业化、市场化。四是加快温州的城市化步伐,解决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外开放的相对滞后,为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打下基础。

第二,金融服务是有效辅助。就金融资源而言,浙江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和北京。温州应当抓住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有利时机,积极探索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引“金融之水”灌溉“实体经济之田”。

政府自身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政策性投资机构、政策性投资引导基金、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产业调整升级提供政策性扶持。要鼓励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份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政府还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适合本地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另外要拓展债券市场融资渠道,大力发展PE和VC等股权投资基金,引导浙商、温商回归投资。

第三,政府经济重振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是关键。温州实体经济的重振不能仅靠金融支持,除了货币信贷政策外,还需要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体系的配合,单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引导合理制定产业发展战略,适当调整内外型经济结构比重,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重塑市场信心。(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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